由阴（--）阳（一）二爻而生八卦，这是个了不起的创造，因为八卦的象征意义更为丰富，它意味着上古先民抽象思维的进步。
这个进步，标志着上古先民，由仅仅感觉到天与地、男与女、阳与阴、生与死的简单对应关系，上升为对自然、社会和人类普遍存在着的对立统一关系的初步觉察。然而，这还不是先民思维的极致。
那么，这个极致在哪里呢？这要从姬昌（即后来的周文王）被软禁的故事说起。
公元前10世纪左右，由爷爷周太王鹽父相中的孙子姬昌即位，成了周氏族的新首领。他敬老爱幼、礼贤下士，率领周族渐渐走向强盛。殷纣王开始觉察到了这个姬昌对自己统治的威胁，于是将姬昌骗来，软禁在牢里。
在牢里那段既惶恐不安又寂寞难耐的日子里，周文王将传说为伏羲所作的八卦，每两卦加以重复、叠加，便由八卦衍生出了六十四卦。每卦作一条卦辞，包括卦名、吉凶等极简略的内容；每卦又有六爻，每爻作一条爻辞，主要讲应对吉凶的对策，用以卜筮。
这和现在人们无聊时摆扑克算一算吉利与否一类，实在没什么两样。由此，他却编成了《周易》中“经”的这骨干部分，这也是很合乎情理的事。所以《系辞下》称：“《易经》的兴起，大概是在中古时期吧？《易经》的作者，可能是身怀忧患的人吧？'又说：《易经》的兴起，大约是在商朝的末年，周文王的德业开始兴盛的时期吧？大概是在周文王臣事商纣王的时期吧？”
周文王是圣明之人，却遭人囚禁，这当然是有“忧患”；文王生活在殿朝末期，相对于伏羲氏的上古之世和春秋战国的近古之世，自然就是“中古”，无论在时间上还是身份上，《周易》中“传”的部分的作者都推断《周易》中“经”的部分是文王所为。
所以司马迁在《报任安书》中也说：“文王在他被拘禁的时候而推演了《周易》。”此外司马迁还在《史记·周本纪》和《太史公自序》里重复过与此相同的观念。
由于司马迁其人非同一般的影响，更由于《史记》显赫的地位，这种说法得到了广泛和持久的认同，其影响近两千年。古代研究《易经》的人，多持此观点。
殷故都，今河南安阳至今仍保存着“文王演易处”，供人们参观瞻仰，向人们诉说着周文王在这里演绎《周易》的经过。
从此以后，后世的通俗小说每每说及周文王时，几乎都或详或略地述及此事，广为人知的《封神演义》曾多次写及此事。
当殷纣王要杀周文王之际，武成王黄飞虎力谏文王之不应斩，其理由之一是“姬昌善演先天之数”（即精通八卦之意）。
在写到六十四卦和卦爻辞的产生时，小说是这样交代的：“且言西伯侯（即周文王）囚于菱里城--即今河北相州汤阴县是也每日闭门待罪，将伏羲八卦变为八八六十四卦，重为三百八十四爻，内按阴阳消息之机，周天划度之妙，后为周易。”
小说写到周文王病重弥留之际，最使他眷恋、也最让他遗憾的是：“再不能演八卦羑里化民也！”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小说里的周文王是一个与演释八卦相始终、一生情注八卦的人。
颇为流行的蔡东藩中华历史演义也说，周文王“取庖羲氏八卦，重为六十四卦，演成爻辞，垂世立教而，吉凶焉”。
可见，从赫赫正史到通俗小说，都将周文王与推演八卦连在一起，由此形成了一个珠联璧合、相得益彰的文化效应：《易经》因为是一位圣王姬昌所作，所以更加神圣；姬昌因为作了神奇的《易经》，所以愈显神圣。
古代称特别高超为神，称具有最高道德和智慧为圣，人们所以愿意相信周文王和《易经》的这种特殊关系，实在与这样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有直接的关系。